刘帝二十五年春季，“振威侯”联合范希贤再次进犯归门，帝国军队在达远地区迎击反军。经历两个月的激战，赵举贤率军攻占西荒省会归门，昔日梁文远麾下屡立战功的“飞熊师”在反军围攻下几乎灭编，数万官兵惨遭歼灭。同年夏天，反军攻占上饶、磐安、东乡、夷岭等地，帝国军队节节败退，无法组织有效防御。

得知江先主故乡山空陷入反军包围后，刘帝决定重新启用熊达威来挽回大局，天子后来对陈成大作出这样的评价。

“这个废物，多给多丢。”

上京行辕的朝廷将校多半是贪鄙无能的小人，可是“振威侯”控制的反军里同样充斥大量军事白痴，可见陈成大的惨败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决策失误。

帝国军队发动的每次攻势普遍难以持久，朝廷的后勤供应面临困境。坐拥大片领土的“唯一帝皇”在削藩战争爆发后难以向军队提供足够的给养和经费，帝国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对于权力集中的君主而言，中央朝廷为了获得一批坚定支持者不得不向他们提供各种特权。帝国的勋贵子弟都享受着税收减免的权利，随着勋贵集团的财富日益膨胀，税收损失也就越来越大。“唯一帝皇”在自己地盘上的抽税能力非常弱，帝国官吏很难制裁那些拥有高明逃税手段的大生意人。

以往的和平时期，刘帝依靠大肆出售国有土地、发放国债和印钞聚敛财富。地方财政完全没有合理的监督机制，大量资金被浪费在重复的公共设施建设上，战前的朝廷甚至需要拖欠基层官吏的工资。提高税收和开征直接税也无法挽救刘帝的江山，疲惫的老百姓实在没有钞票上缴给刘帝。

难以获取足够报酬的地方官吏往往人浮于事并热衷敲诈百姓，朝廷对地方的动员和掌控能力一直不强。没有庞大特权阶层拖累的反军在收税能力上远远胜过朝廷，帝国军队每年可以获得的预算长期不足。

“唯一帝皇”先后在荒江以北投入几十万增援部队，这些官兵普遍是全国动员令下达后入伍的新兵。原来忠诚度极高的精锐官兵被大量不满刘帝的新兵包围，数量暴增的朝廷军队愈发斗志萎靡。

为了强化针对北直隶地区的控制，刘帝启用自己的心腹爱将郑显道接管梁文远的御林军和和某些熊系军队。这位年轻将军的父亲便是鼎鼎大名的已故宰相郑文和，这种火箭提升的军团长官往往难以服众，不过刘帝觉得只有这样才足够保险。过去梁文远统帅的御林军将士联名抗议此事，“唯一帝皇”向他们下达了一道“不得妄议”的诏书。

取得“归门大捷”的陈成大在派系斗争里也大获全胜，雷厉风行的整军导致大量二线部队受到裁撤，一批将官被直接解除职务。赋闲的将校过去在军队里喜欢对下属呼来喝去，他们到了清水衙门就自然发起牢骚，报纸、网络和电视上指责陈成大的人不在少数。被遣散的朝廷将士大多没有一技之长，这些生活困苦的官兵纷纷投向反军。

陈成大把荒江以北的几十万官兵区分为三六九等。刘帝的嫡系中央军能在军营门口挂上“天军驻地”的牌子，各省地方部队尚且能悬挂“地军驻地”的匾额。投降的反军部队一律被称作“贼军”，兽人组成的辅助部队则被叫做“夷军”。上京行辕对后三类部队采取监视、克扣粮饷、发放劣质装备的措施，这一举动导致后三类部队怨声载道，作战时毫无积极性。

北直隶的反腐运动让朝廷将校苦不堪言，帝国并非刘帝的个人财产，这是一个见者有份的股份制帝国，千千万万的腐败分子都要从刘帝手上分一杯羹。打击腐败等同于挖掘“唯一帝皇”的根基，如果不能捞取好处，朝廷的高级将领自然就丧失了斗志。无论基层官兵如何勇武当先，帝国军队仍旧在一次次内耗里连遭败绩。

朝廷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陷入困境，帝国军队的数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但是反军的力量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