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丑国报业客观新闻与煽情新闻两分天下，所谓的煽情新闻，是指那些以犯罪、e情等社会事件为主题的新闻，而这种煽情新闻在丑国又有很大的市场。

不过这样的镜像并没有持续很久，公众总有知道真相的那一天。

电影公司也意识到明星的塑造不能光靠“炒作”，要寻求其它方法来吸引公众的眼球。

于是，另一种类型的明星也由此诞生。

20世纪20年代左右，好莱坞创造了它的第一位“巨星”：玛丽碧克馥，与前辈席达芭拉不同的是，玛丽碧克馥是以“丑国甜心”的银幕形象而闻名。

作为当时最成功的女演员，玛丽碧克馥在20年代与卓别林齐名。

除了碧克馥外，20年代类似的明星还有“喜剧大师”卓别林、被格里菲斯发掘的“玉女”莉莉安·吉许、“拉丁情人”鲁道夫·瓦伦蒂诺等。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电影明星已经懂得通过为自己打标签实现分众化。

很快，对于电影明星而言划时代的时刻到来，好莱坞“黄金时代”开始。学界对于黄金时代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并没有标准界定。

一般认为，1929年是黄金时代的初始之年，这一年丑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一场经济危机，也就是所谓的“大萧条”。

而也是同一年，默片大规模向有声影片转变，有声电影开始占据市场，声音的到来更是极大地促进了电影观众的增加。

丑国好莱坞在有声电影出现后的1929年比1927年的观众几乎猛增了1倍，从6000万增至11亿，这个观影人数哪怕在后世也是相当庞大的。

而关于大萧条为什么促进了丑国电影业的繁荣，普遍说法是，人们更愿意通过观看电影的方式来排解生活中的困苦。

不过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纵观古今，20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推动了棒国“文化强国战略”崛起。

2008年，丑国虽然爆发了金融危机，但当年的好莱坞票房总数却没有降低。

而经济相对繁荣的2004年却造就了丑国电影业的“大萧条”。

这么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一定与文化产业成正比。

言归正传，“黄金时代”真正将电影这种媒介变成了“全民媒介”，丑国全各地纷纷建立起“电影宫”。

观影人数的增加，为明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丑国的“造星工业”也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

20世纪30年代的米高梅曾向观众保证：

“将会创造出比天上的星星还多的明星”。

不仅仅是影响力，电影这种媒介本身也重新定义了“明星”这一文化现象。

麦克卢汉认为，电影是一种极为清晰的热媒介。

也就是说，电影在当时相对而言是一种“沉浸”性媒体，并且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不需要投入太多思考。

并且由于过于流行，电影院这个媒介消费“场景”也被电影公司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当时的电影院被人们称为“电影宫”，看电影也被人们当作一种仪式化的享受。

这样的媒介特性给了制片厂塑造明星形象的“可乘之机”，明星开始以一种近乎神话的方式登场。

20世纪30年代在好莱坞居于统治地位的女演员葛丽泰嘉宝是好莱坞造神的典型案例，嘉宝被认为是好莱坞创造的第一位“银幕女神”，她的片酬在30年代与卓别林其相媲美。

嘉宝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就，首要原因就在于其明星特质确实极高。

所谓的明星特质，是指某些人脸的构造特别适合在镜头上进行呈现，许多人演技很好，但却无法成为明星，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这种“明星特质”。

而这种明星特质，恰恰是电影这种媒介所赋予某些人的一种“权利”。

嘉宝的面孔在好莱坞相当出挑，给人一种圣洁、安详的感觉，有人称其为人类能达到的最完美的面孔。

制片厂也特别善于使用她的脸庞，她所主演的电影一般都会给她的脸庞以极大的特写。

代表性镜头为电影《瑞典女王》的最后一幕，&bp;镜头由远及近，从嘉宝的全身镜头一直拉到她的脸部特写上，时长足足有几十秒。

这种特写通过银幕传入观众眼中的同时，嘉宝在观众心中的“神话”形象也同时建构起来。

罗兰巴特对她的脸曾经评价道：

“嘉宝仍然属于电影中的某个瞬间，抓拍人的脸，使观众陷入最深的狂热”以及“嘉宝的脸是一种理念”。

除了嘉宝本身的明星特质外，制片厂的营销行为也功不可没。

三、四十年代电影杂志在丑国非常流行，制片厂通过为明星赋予许多与常人不同的特质，将一个个明星捧上“神坛”。

嘉宝由于本身性格孤僻，极少接受采访。

而制片厂在对嘉宝进行营销时则放大了这一特点，把她塑造为一个不爱笑的女神形象，声称她极少微笑，以至于后来有记者捕捉到嘉宝微笑的照片都会登上头条。

这种营销手法虽然到现在还存在，但很明显的是，其诉求已经经变得更加平民化，与这种营销形式刚刚诞生时的模样完全不同。

此外，嘉宝也是第一位用名字去为电影进行宣传的明星，她的倒数第二部电影《妮诺契卡》上映时的广告语就是：“嘉宝笑了”。

她的名字，葛丽泰嘉宝也常常被制片公司省去她本来的姓氏“葛丽泰”，直接以“嘉宝”示人，这样做更有利于将明星符号化，后来很多明星也在使用着这一操作手段。

就好像某位换头的天使大宝贝。

所谓明星制，也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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