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副司令、你觉得军令堂为何要下令要将郑贼的主力打残之后，再攻其根本？”任双友没有直接回答张名振的问话，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旁边的方若诚。

“军令堂应该是担心和之前辽东战场上出现的情况一样，将福州、厦门等地过早占了之后，海寇主力流窜到海上，从而需要海军费更大的劲和精力来剿灭。”

“老总兵、军令堂的军令是按着陛下的指示制定的。陛下是以天下战局做谋划的，郑贼以海寇起家，现在有福州和厦门这两处重城立着，尚能围点打援，可若是将这两处给拔了，而其主力尚存，他们一旦四散到海岛上。偌大的海域之下，我们再想歼灭之，太过困难了，将耗时日久投入巨大。陛下谋的是制海大局，而非几座城池。”

“看来末将的眼界是小了，未能体察圣心。”

经过任双友的一番解释，张名振才明白了为啥要用最麻烦的办法与郑军作战，原来是要让他们丧失再次入海为寇的能力，才如此大费周章！

前线的将士对这番布置不理解，其实朝堂上也有微词。哪怕是朱由检简单的说了为什么要这么打的缘由，以行政官员为主的异见人士还是在风言风语。在他们看来，人为的增加战争的困难程度，就是不对！

“让侍从室拟一个通知、三日之后，在京的三品以上官员和将级军官在平台开会，朕要讲理。”这帮没远见的人，真能把人气死。新政都推行七八年了，结果脑袋里还是一团浆糊。他们闹意见的原因，核心是陆权思维作祟。

三日之后，数百官员将领集中到了平台，一人一个马扎坐定，朱由检顶着大太阳坐在龙椅上开始讲课。

“今日，叫大家来是讲理。讲什么理？治国之理！按道理来说，你们都是天下大才，学富五车，应该是深通治国大道的。可近日朕听到的朝廷风言，却让朕很是失望，让朕觉得天下无才也。”

“为何无才？就因为大明朝堂上全是一帮坐在井里望苍天的蛤蟆，视野之窄令人惊叹。先说个实例，今年朝廷的总税额应该是能过两千五百万两银元，这其中几省的农税加起来五到六百万，工商税表现比较好有个八百万两，烟酒专卖税是四百多万两，剩下的税从哪儿来？全是从海关署收的税上来的。也就是说海关税有近七百万两。”

“七百万两的海关税是什么概念？概念就是其占了大明总税收的近三成。而其中几个口外榷场收的税也就是两百两左右而已，真正的大头是几个海港贡献的。”

“这不是海贸带来的最大益处，众所周知，现下、养数十万大军的开支除了烟酒专卖税外，大头是靠宫产赚的钱来补贴的。宫产赚的钱里，一大半是靠着外贸而获得的，而海路外贸是整个外贸收益的大头。也就是说通过海贸，大明朝廷一年获得的收益最少是一千五百万两银元之多。”